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雷选东
北宋元丰七年,苏轼自黄州被调至汝州任职,途经金陵(今南京),与已经退休的前宰相王安石相会于此,相逢一笑,握手言欢。而在此之前多年,两人还是政治立场不同的“政敌”。“金陵相会”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佳话,历来为人心驰神往。
元丰七年的那个夏天,苏轼与王安石在金陵究竟聊了什么?两人又为何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们究竟是敌是友?带着这些问题,东坡大家讲第二季第四讲,迎来了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在四川工商学院眉山校区的开讲,题为《春到江南花自开——苏轼与王安石的相异与相知》。
崔铭同时是《苏轼传》和《王安石传》的作者,对两位大家都有过精深细致的研究。在讲座中,她以正史、宋人笔记、苏王二人书信等材料为线索,带领现场观众感受苏轼与王安石的“相爱相杀”,体会有着至高人格魅力的古代先贤,如何诠释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
相识就“不和谐”
根源在于政见不同、思想分歧
崔铭用“寒意凛凛的开端”来形容苏王二人的相识。嘉祐元年(1056年)王安石就与苏洵认识,有笔记记载,两人在的家宴上结怨,大家都在称许苏洵的时候,王安石却当众表达不喜欢,苏王两家因此结下“梁子”。崔铭提到,二人的矛盾,根源上是政治理念、学术思想上的分歧。
东坡大家讲现场
其后,苏轼、苏辙两兄弟参加制科考试被录取,王安石又拒绝为苏辙写制词,导致了苏家与王安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组织变法,两家的矛盾开始恶化。可以看到,在之后的两年时间中,王安石与苏轼苏辙兄弟相互反对、攻击:王安石主张变法,苏轼大力反对变法、多次上书,甚至认为执意推行朝政必将大乱;神宗皇帝准备任命苏轼要职,王安石也大加反对,甚至称其为“险邪之人”,其两人敌对程度,可见一斑。
在讲述至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这一桩公案时,崔铭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历史上多认为谢景温是受王安石指示,将他归结为王安石的“党羽”,崔铭作《苏轼传》时也作此解,但当时在写到《王安石传》时,通过通读谢景温的材料,发现此人前后也多次弹劾王安石力保之人,可见不应将其弹劾苏轼归为王安石的旨意。崔铭更提醒读者,读历史需要特别注意,有些观点是来自当时人的主观和偏见。
金陵相会
苏王二人引为知己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离开政治漩涡中心,赴杭州通判,此后辗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知州。崔铭提到,这个时期苏轼一面写诗讽刺新法,一面又已经意识到新法在民间的实施,有可取之处。也许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轼对变法一事有了改观和重新审视。
崔铭老师在讲座上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辞去相位,退隐在南京。抛开政治上的对立,他对苏轼的文学才华十分看重。苏轼《眉山集》问世后,王安石很快得到,并认真阅读,对于其中《雪后书北台壁二首》,更是先后唱和六首之多,足见他的重视和喜爱。
甚至有传言,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王安石曾上书为苏轼求情。但崔铭认为,王安石求情一说只见于一条笔记材料,因此孤证不立。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苏轼求情一事,则明确记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崔铭认为,此事对于缓和苏王两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崔铭老师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去黄州,王安石开始密切关注苏轼的诗文动向,只要有从黄州而来的朋友,他就要打探苏轼的情况,询问新作。得到苏轼的新作后,往往读得“喜见眉须”,并称苏轼为“人中龙”,并给苏轼“纠错”。苏轼在知道后,也常常大笑感叹,将王安石引为知己。
历史性的时刻来临。元丰七年七月十一日,苏轼从黄州调任汝州的路上,途经金陵。他写了拜帖意欲拜访王安石,王安石果然亲自到苏轼靠岸的地方来见他,谈诗赋、论佛道、议古道今,一笑泯恩仇。
苏轼对变法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他不属于任何党派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苏轼时任中书舍人,受命撰《王安石赠太傅制》,其中高度赞扬了王安石人格与学识,但对变法一事只字未提。崔铭认为,这类文章都是受皇命所写,代表的是官方的意见。彼时反对变法的高太后主政,起用了许多曾经反对变法的人士。有人据此认为,苏轼就是反对变法一派的,其实不然。
崔铭提到,在苏轼不断在各地上任的时期,他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新法中的可取之处。苏轼虽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在被重新启用后,也同时反对司马光对新法的废除,认为其有可取之处,应该去其弊存其利。这样完全坚持自我观点,而拒绝“站队”的态度,使他在今后成为众矢之的,一再遭到弹劾,几次险中求生。
君子和而不同
为敌为友,都是自然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崔铭为大家梳理了苏轼和王安石的异同之处,两人在人生轨迹、学术见解、政治思想、人格特质上均有异同。
崔铭特别提到,苏轼与王安石相差15岁,又因母丧等诸多原因,正式进入仕途的年龄比王安石要晚。王安石变法开始时,苏轼刚步入政坛不久,尚没有独当一面的经历,而王安石已经在政坛沉浮20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担任过要职,“之所以要提这个对比,是让大家要明白,变法刚开始时,苏轼和王安石的仕途经验是不对等的。”
崔铭老师
但他们都在危机四伏的北宋盛世,怀抱理想,投入复杂的政局之中,为理想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崔铭提到,王安石主持变法,备受政敌攻击,乃至至爱亲朋的决裂与背叛。她在写《王安石传》时多次因王安石的孤独失声痛哭,“他的孤独不是无人相陪,而是他看重的人都不理解他。”而苏轼也是大起大落,几起几落,升沉无定,反差巨大。
在学术上,王安石主张思想统一,而苏轼则倡导多元化。在政治上,王安石作为主政者,关注的是富国强兵的短期目标,苏轼作为批评者,则主要着眼远图,将吏治和民生放在主要地位,强调“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虽然二人主张不同,但都没有私见,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关切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希冀太平盛世。他们都崇尚气节,王安石坚持己见,能勇往直前;苏轼则实事求是,善于自我纠正。在其他方面,崔铭还提到了二人的生活作风,王安石务实执拗,生活简朴;苏轼则热情开朗,风趣幽默。
崔铭总结道,苏轼与王安石既相似,又相异。他们不是圣人,而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伟人。某些相似与相异导致他们彼此对立,而另一些相似与相异又吸引他们彼此走近。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复杂,这才是丰富的、多向度的、最真实的人。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与苏轼,虽所见各异,立志各异,行事风格各异,但光明磊落、公忠体国之心如一,学问广博精深、见识超群出众之特质如一。因此他们二人,为敌为友,一切皆为自然,一如今天的讲座题目: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