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第三分论坛“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由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承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协办，参会中外专家60余人，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罗峰教授做学术报告《欧里庇得斯悲剧与新伦理教诲》。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罗峰教授在会上发言
欧里庇得斯悲剧与新伦理教诲
在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中，由欧里庇得斯诗艺引发的争议最为持久热烈。因其传世剧作展现出的思想驳杂多样，致使欧里庇得斯在批评史上的面相复杂多变甚至相互矛盾：他是理性主义者（尼采），还是非理性主义者（多兹）？他是具有颠覆性的先锋诗人（Pietro Pucci），还是传统诗人（Mark Ringer）？他是“现代人”（德·罗米伊）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J. W. Walton）？近年更有甚者近乎歇斯底里地疾呼：“真正的欧里庇得斯能站出来吗？”（Will the real Euripides please stand up?）凡此种种表明要给欧里庇得斯盖棺定论困难重重。
罗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关于欧里庇得斯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位置，学界之所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未能做出公允评断，首先在于现代学术趣味造成的认知迷障。而要辨清欧里庇得斯日见扑朔迷离的复杂面相，需要重回古人的视野。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知名古典学者、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荣休教授格里高利（Justina Gregory）就在其力作《欧里庇得斯及其对雅典人的教诲》（中译本见华夏出版社，2024年版）中通过回溯悲剧批评的源头开宗明义地挑明了这点。古希腊悲剧天然与城邦关联一体。在的学问体系中，作为一门技艺的诗艺隶属于政治学，以伦理教化的方式参与城邦共同体的伦理教化。撇开新旧两代悲剧诗人的论争，阿里斯托芬《蛙》中的欧里庇得斯也认同，诗艺旨在邦民教化。现代审美趣味对政治目的的天然警惕，与古代传记传统给他打造的离群索居、不理政事的形象不谋而合，共同塑造了欧里庇得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现代形象，也根深蒂固地加剧了我们对欧里庇得斯的误解。因此，要恢复欧里庇得斯的面相，不妨借助阿里斯托芬和亚里士多德的眼力，从西方教化大传统的视角厘清他与荷马、智术师乃至苏格拉底的关系，理析他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传达伦理教诲。
由于深受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智识环境和时代危机影响，他的创作显示出明显的“求真”精神。这使得他既与智术师一道质疑传统神话内含的矛盾，揭示旧的伦理价值在新时代的困境，又令他洞悉修辞的虚幻，从而又显示出鲜明的反智术的一面。同样，尽管如尼采所揭示的，欧里庇得斯悲剧有着显明的理性主义倾向，现实又充分表明理性面对激情的无力，他的剧作由此又吊诡地呈现出反理性的一面。
罗峰教授认为，欧里庇得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悲剧诗人，还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他对世事变迁带来的巨大挑战和人性的幽暗洞若观火：在一个理性取代习俗，理辞取代神话的时代，传统宗教和信仰不仅不再能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据，甚至有沦为空洞的说教甚至修辞工具的危险。欧里庇得斯是时代呼唤的新诗人，面临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传达伦理教诲的实际难题。用耶格尔的话说，欧里庇得斯身处两个世界，他一脚踏于深受其滋养的教化传统，一脚又“踏出了曾经诞生悲剧的世界”（《教化：古希腊的成人之道》）。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处于这个新旧急剧交替的关节点，欧里庇得斯一面接过传统的教化职责，试图重新引领民众的判断力，一面又以精湛的艺术表现力改造早已千疮百孔的旧有价值，大刀阔斧展开思想实验。欧里庇得斯的改造令悲剧这种文艺形式重新焕发活力，但这注定是一场如履薄冰的思想冒险：在全面参与民智启蒙的同时，怀疑一切的精神会否导致传统德性连根拔除？欧里庇得斯在其晚期经典剧作《酒神的伴侣》结尾处呈现的可怕图景，是诗人晚年的反思吗？
无论如何，在一个充满混乱和无序的时代，欧里庇得斯通过对新旧思想兼收并蓄，在悲剧艺术上推陈出新，以富于创造力的精湛艺术手法延续了荷马以降的教化传统，又在一个质疑一切的时代清算了蕴藏在其中的矛盾，显示出他在民主时代教化邦民的雄心。
（本文系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第三分论坛“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学术报告，由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供稿、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