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恶魔：第三帝国的超自然史》，[美] 埃里克·柯兰德著，张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9月版，662页，92.00元
在二十世纪人类政治史上，纳粹党上台和纳粹帝国的建立是极其严重的灾难性事件，纳粹帝国建立后推行的反犹主义暴行与对外掠夺战争更是带来空前劫难。大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关于纳粹帝国史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从不同研究学科和宏观及微观各种视角揭示了纳粹帝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但是在所有这些研究中，关于超自然想象及其思维方式与纳粹党人及纳粹帝国兴衰的关系研究的确是比较少见的。比如，关于纳粹党何以能在魏玛宪政的机制下通过民主选举而完成建政“伟业”、纳粹主义（National Sozialismus）的来源及其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系、希特勒如何通过他的演讲传播反犹主义、极端种族主义从思想传播发展到大屠杀的进程等等问题都被反复研究过，但是关于超自然思想与这些重要议题的联系却很少被研究。
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实际上会接触到这种联系。例如历史学家G.L.莫斯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纳粹主义起源的丰富多样的思想影响谱系，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对其研究的评述指出“莫斯揭示了19世纪民族性的神秘主义和精神性这一混合物的生成方式。……莫斯追溯了现今完全被遗忘了的许多思想家、作家对第三帝国的影响，他们创造出了第三帝国的精神支柱——如P.拉加德和J.朗本，他俩强调‘德国人的直觉’是世界的新的创造力……”（沃森《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275-276页）又例如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Klaus P. Fischer）在评述希特勒《我的奋斗》的时候提到了“希特勒的世界观不是建立在正规的学院传统之上，而是主要植根于虚假历史和神话学基础中的。……它是一种富有动力的力量，换句话说，它存在于神话和部落的偏见当中”（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上册， 215-216页）。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未能进一步深入纳粹党人的超自然想象及思维方式中去，纳粹意识形态的来源、构成及其对现实政治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仍然存在着某些研究盲区。
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柯兰德（Eric Kurlander）的 《希特勒的恶魔：第三帝国的超自然史》 （Hitler's Monsters:A Supernatur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2014；张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9月）据称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论述纳粹党人的超自然想象的历史来源及种种表现的专著，揭示了希特勒及纳粹党人如何从雅利安-日耳曼宗教与民间传说和神话、包括秘术和神智学等神秘主义思想以及从占星术到超心理学等边缘科学中获取思想资源，还有就是阐释了纳粹是如何把它们运用到夺取政权和发动战争等现实政治实践之中。
柯兰德在该书的“引言”首先谈到一个与纳粹史学研究相反的现象：在当下的影视流行文化中充斥着有关纳粹的超自然想象的作品，例如“《美国队长》包含了大众心目中纳粹超自然主义的所有元素：和神秘力量的关联，疯狂的科学家，奇异的武器，超自然的‘优等种族’，对异端宗教的担忧，还有可以让纳粹拥有无限力量的魔力无穷的古物”（第2页）。但是在这些漫画书、电影或电子游戏中呈现出来的纳粹超自然想象并非来自可靠的一手资料或相关研究，当然更没有真正揭示出纳粹党人的超自然想象及思维方式与帝国的政策及实践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柯兰德说，“讽刺的是，表明纳粹主义和超自然之间存在重要关联的证据从没有如此之多”（第3页）。他的这部著作正是在对这些证据的全面收集、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上写成的。
该书以纳粹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叙事顺序，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各有三章。第一部分追溯了超自然思维在纳粹党内的作用，从十九世纪末的知识界一直写到1933年夺权为止。第一章对一战前渗透维也纳咖啡馆和慕尼黑啤酒馆的神秘学、神话、“边缘科学”思想作了整体描述。第二章审视了威廉时代后期的神秘学组织，如日耳曼骑士团、修黎社和早期纳粹党之间的组织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关联。第三章论述了纳粹党是如何将超自然思想据为己有，求助于神秘主义者和恐怖小说作家来进行宣传、发动政治运动，以此吸引普通德国人；第二部分聚焦于超自然思维在第三帝国头六年所起的作用。第四章审视了第三帝国早期至中期对神秘主义者采取的政策，其中包括所谓“希特勒的魔法师”的论争，它对战争期间持续存在的魔法、占星术和其他超自然实践进行了讨论。第五章系统地论述了许多纳粹分子推崇的“边缘科学”的应用状况，如占星术、“冰世界理论”和1933年至1941年间的“生物动力学”农业。第六章调查了纳粹对日耳曼异教信仰、巫术、路西法主义、东方灵性的兴趣，以期找到一种合适的雅利安-日耳曼宗教来替代基督教；第三部分审视了超自然思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第七章评估了超自然想象对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概念的影响，对稀奇古怪的武器的投入以及占星术、占卜术、透视术、心灵感应术在战争中的使用所起的作用。第八章阐述了科学和超自然力量在第二帝国反犹、人体实验和种族清洗的过程中是如何交叉发生作用的。最后，第九章《纳粹的黄昏：奇迹武器、超自然力量的信徒和第三帝国的崩溃》着眼于该政权在战争最后几年对“奇迹武器”、游击战、灾难性的“黄昏”意象的日益绝望甚至是徒劳的投入，为第三帝国的解体提供一种合理的推论（28-29页）。
如此全面和深入的论述，第一次揭开了纳粹帝国的超自然史的真实面相，回应了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所讲的那句话：“纳粹主义尽管披着纯粹世俗的外衣，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它就是20世纪现代政体的恶的化身，是异教信仰在欧洲基督教社会的回潮。”（第1页）在二十世纪政治史上，世俗的外衣与邪恶的灵魂的结合是专制政体的共同特征，但是像纳粹帝国这样以超自然想象为重要精神资源的“恶魔”还是颇有独特性的。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纳粹帝国的“超自然史”？原著书名中的“Monsters”（怪物、怪兽、妖怪）译作“恶魔”，当然是与希特勒和纳粹帝国的形象更为贴切的译法，但是如何理解超自然与恶魔的真实联系？当我们回到主流的纳粹政治史、第三帝国发展史的历史叙事的时候，如何才能恰当地把该书有关“超自然史”的论述结合进去？从影响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视角来看，“超自然史”是否曾经在某些阶段起过决定性作用？当作者一再以当时德国人的言论证实超自然想象是纳粹政治文化心理的重要基础的时候，我们如何判断世俗的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意志力量与非理性的迷狂力量的联系与区别？或者说，更复杂和微妙的问题是，纳粹主义在兴起和夺权的过程中的那种对时势的判断和坚忍不拔的实践勇气究竟是源自对现实政治的理性算计还是更多来自一种非理性的意志力量？当谈到边缘科学的时候，科学理性与超自然想象是如何在纳粹党人的功利目标中统一起来的？纳粹帝国对边缘科学的利用甚至滥用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在阅读该书过程中出现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但是在柯兰德的论述中似乎比较少这样去直接提出和面对这些问题，而是更多置身于相关议题的研究语境中去提出疑问和回应问题。比如他认真辨析了科琳娜·特莱特尔和马科·帕西等历史学家关于德国神秘主义本质上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形并无任何渊源关系的说法，他认为这些具有修正论性质的观点对早期强调“特殊道路”（Sonderweg）有纠正的作用，因为那些早期的研究结论过于强调德国文化内部固有的反现代化和缺乏文化内涵的倾向，而修正理论却指出被人们不屑一顾地斥之为神秘术或“伪科学”的神秘主义的实践方式其实极具现代性和可塑性；而且这一修正理论还突出了神秘学、异教、边缘科学理论在中欧德语区颇为流行、持续存在的特质。但是他也同时指出了修正理论本身也有盲点，因此他自称是“后修正主义学者”，开始认真思考纳粹主义的超自然根源。结论就是，“基于这样的证据，我认为没有哪一场群体政治运动像纳粹那样有意识地或持之以恒地使用我所谓的‘超自然想象’（神秘主义和‘边缘科学’、异教、新纪元以及东方宗教、民间传说、神话和其他许多超自然学说），以吸引一代德国大众去寻求新的灵性形式，并对介于科学可验证性和传统宗教的陈腐真理之间的世界做出新奇的解释。……若是不了解纳粹主义和超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也就无法充分理解第三帝国的历史。”（第4-5页）
李维教授撰写的《与魔鬼订立契约——不擅长政治的德意志民族的自画像》（见该书1-9页）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柯兰德该书的研究主题、论述方法和关键议题，对于读者是值得一读的导读文章。作者结合对该书内容与写法的介绍，认为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纳粹党在草创初期的超自然思考、对魔法的宣传利用较多；在战争后期当第三帝国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之时，借助超自然力量的情况也比较频繁。因此，结合德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来看待，首先要承认对超自然力量的想象、研究和利用是纳粹史上的一个侧影。另一方面，“对纳粹利用超自然力量的这段历史，必须结合近现代德意志地区的发展进程来看待，否则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纳粹的历史，就是一部装神弄鬼的历史”（第3页）。“大体来讲，这是一部由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洪流所推动的自然历史，是人们对此思考、计算、决策的自然反应，而不是由什么神秘力量统驭、塑造的超自然历史。在某些历史片段中，特别是与思想、文化相关联的片段中，虽然不能否认神秘主义与纳粹的联系，但也不可夸大其词——把一部纳粹史，理解成德意志版的封神演义”（第5页）。其次，要结合德国的政治文化观来看待不擅长政治的德意志民族“与魔鬼订立契约”的问题。从希特勒在北欧神话、瓦格纳歌剧和歌德的《浮士德》中接受的魔鬼形象，到一战战败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和文学家托马斯·曼关于与魔鬼订立契约的论述，说明在“希特勒的魔鬼”这个论述中包含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寓意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应该说，从对超自然想象及利用到“与魔鬼订立契约”，这是纳粹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特征，是引领纳粹党人上台与第三帝国崛起的精神性力量。
文章还谈到被纳粹利用的慕尼黑大学教授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的悲剧命运，最后指出：“豪斯霍费尔代表了当时一批保守的知识精英，他们矜持、自负，误以为靠着头脑和学识，就能给元首指点江山。他们哪知纳粹独裁的阴险、暴戾，哪懂国际政治的莫测、变幻。不是这些人指挥了元首，而是相反，元首滥用了他们的学识和地位。纳粹在德国掀起了滔天的政治巨澜，裹挟一切，席卷所有，最后一起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第8页）这不仅是从魏玛共和发展到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更是二十世纪所有依附邪恶政权、“与魔鬼订立契约”知识分子的悲剧。
该书第三章“发掘希特勒的魔法——从魏玛的恐怖到第三帝国的愿景”是以纳粹党上台、第三帝国的建立与超自然想象的关系为焦点，可以从一个方面回应“纳粹上台之谜”这个纳粹帝国史研究中的头号追问。在1945年，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在给希姆莱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的回忆录作序的时候就写到，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共同心态使他们容易受到一个“成为他们的指路明灯的人”的影响，此人“远在他们之上，给他们指明道路；这人能言善辩，似有魔力……能将他们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海登认为：“希特勒对千百万人施的这种魔力经常被拿来和催眠术相比；这样的类比还算中肯。至少，心态上顺从是被人催眠的先决条件，不管这顺从有多隐蔽。”
柯兰德继续指出，“在魏玛知识分子中，海登并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纳粹主义诉诸德国集体潜意识中的神秘或‘恶魔’元素的人，这种可怕的方式能在饱受战争、暴力、失序的社会政治摧残的人身上引起共鸣”（113页）。例如魏玛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认为战后蓬勃兴起的超自然思维和神秘主义直接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电影评论家洛特·艾斯纳（Lotte Eisner）在战后分析魏玛电影《闹鬼的银幕》时，将纳粹主义的兴起归咎于“神秘主义和魔法，以及德国人向来乐于投身其间的那些黑暗力量”；哲学家利奥波德·齐格勒（Leopold Ziegler）补充道，“德国男人就是恶魔附体的绝佳范例”，从政治—心理层面上来看，所谓的恶魔就是“无法填满的深渊，无法平息的渴望，无法消除的干渴感”（114页）。在这里可以看到对该书书名“希特勒的恶魔”的一种来自当时历史语境的阐释。
在这里柯兰德当然也自觉意识到这种超自然史视角与主流纳粹史研究之间的差异，因此马上补充说明：“如果1918年至1933年间魏玛共和国没有遭遇政洽外交挑战和社会经济危机的合流，纳粹就不可能掌权。”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富有活力的本质。其他种族论党派也有类似的民族主义、非自由主义和反共的规划，但相比之下，希特勒和纳粹党在组织草根方面要有效得多。当涉及政治信息传递和采用宣传技巧的时候，他们也更高明。而且他们手上有一张王牌，其他任何种族论运动都不是他们的对手，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天才和个人魅惑性”（114页）。在这一章里，作者透过希特勒阅读恩斯特·谢尔特1923年的神秘学论文《魔法：历史、理论和实践》从而进入政坛、纳粹党与恐怖小说作家汉斯·海因茨·尤尔斯在宣传上的合作以及纳粹党与魏玛最受欢迎的“魔法师”埃里克·哈努森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案例来阐述他的基本论点：“如果没有对超自然思维的广泛嗜好（战争和危机加剧了这种嗜好），希特勒和纳粹党也没急于利用，那第三帝国是极不可能成立的……在处心积虑利用超自然想象来夺取权力这件事上，希特勒的纳粹党要比其他党派高效得多。”（115页）
应该说，柯兰德的观点对史学界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是很好的补充，而这些观点的相互融合对于理解今天民主选举政治的复杂性和惊人波澜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德国历史学家霍斯特·穆勒（Horst Möller）告诉我们，德国的年轻一代总是追问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你们为什么没有阻止希特勒？”，这个问题至今令人感到不安。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即便是再谨慎的回答都无法令人满意。“事实上，对于民主制在德国失败以及纳粹独裁得以建立的缘由的探究，始终是20世纪德国当代史的核心问题。但这不仅仅只是学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是当代政治构成的一项任务——民主制的失败，纳粹独裁的建立、崛起以及失败，乃至联邦德国民主制的建立，这一三合一的问题是后世必须汲取的政治经验。”（霍斯特·穆勒《魏玛德国：从共和到纳粹》，孙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年，241页）这当然是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民主政治制度在当今世界的命运问题。
对于“你们为什么没有阻止希特勒？”这个非常重要的追问，穆勒认为“有三个核心问题需要解答：1．哪些负担是拖垮共和国的关键因素？2．魏玛民主制到底稳不稳定？3．崛起的纳粹运动有什么特征？它为何如此迅速地给予魏玛共和国致命一击？”（同上，243页）与柯兰德的该书议题更为直接相关的是第三个问题，穆勒的分析和评述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他认为“对于许多当时的民众来说，席卷共和国、拥有越来越多拥趸的纳粹风暴只是魏玛共和国明显的执政缺陷所激发的众多替代品之一”（同上，252页）。可以说，这是从宏观局势来回答了“你们为什么没有阻止希特勒？”这个问题，其中的关键要素是魏玛共和国试图推动的各种改革方案都失败了，因为改革不仅无法建立在共识基础之上，而且面对的是充满敌意的竞争对手。结果，从半专制发展到全专制的手段成为了应对危机的唯一选择，这是二十世纪历史的沉痛教训。
接下来再看看从选民的社会阶层、代际变化、社会心态等角度来回答“是谁选择了纳粹党？”这一问题。事实上，年轻选民人数激增，选民的代际更替，纳粹党在新教徒选民中的巨大影响力，职员、农业主和农业工人的支持，迅速攀升的失业率——所有这些因素都大大有利于纳粹党选票的上升。还有就是从纳粹党及其运动本身来看，我们应该去掉某种因其负面的形象而产生的认识偏差和轻视盲区——这个问题也正好在今天重演——穆勒指出，纳粹党以反政党的形象横空出世，致力挖掘民众中社会形态迥异的抗议潜力，从中获得了大众心理学上的有效结果。“纳粹党一方面挑起反市民、反资本主义情绪，它暗示自己是唯一真正的人民党。……从纳粹党员、干部阶层、党内精英以及选民等方面看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政党（同上，261页）。因此，穆勒认为无法把纳粹党归入纯粹的左翼或右翼模式，“尽管有许多不合时宜的错误和许多反动的想象，但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纳粹主义的崛起都意味着新事物对旧事物的胜利”（同上，264页）。应该说，如果把柯兰德的“超自然想象”论述结合进来的话，对于纳粹拥趸的形成、形态迥异的抗议潜力、大众心理学上的有效结果和所谓的“新事物”的胜利等问题都会产生更为全面和深入的阐释。
最后还是回到“希特勒的恶魔”这个书名上来。柯兰德谈到希特勒在阅读德国知名的秘术师恩斯特·谢尔特（Ernst Schertel）的《作为文学主题的魔法、鞭笞》这本书的时候，在一些句子下面用粗铅笔划线，其中就有一句是“如果他体内没有恶魔的种子，就永远无法孕育一个新世界”（116页）。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希特勒与“恶魔”订立契约的时刻，其前提是如柯兰德所讲的，“谢尔特的神秘学入门读物糅合了超心理学和异教元素以及边缘科学，论述的是种族、优生学和政治，而这些主题早已浸润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超自然想象之中。此外，理解‘魔法’将有助于理解希特勒的心理以及他是如何吸引魏玛的‘信玄学的公众’的，或许还是必不可少的”（117页）。在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以“恶魔”作为对希特勒超自然想象的精神史的一种表述，与“将希特勒恶魔化”不应混为一谈。美国心理史家罗伯特·G.L.韦特曾经批评过“一些史学家在理解希特勒时拒绝以心理学为工具，反而转向了某种鬼神学争论。当争论说希特勒是如此没有人性以至于无法用理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时，他们就把他称为恶魔、邪灵和魔鬼……。”（罗伯特·G.L.韦特《希特勒的世界——一部心理传记》，贾宇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8页）应该说，关于希特勒的超自然想象的研究恰好是个人心理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绝非简单的“恶魔化”。
至于那个“时代”和“人民”究竟为什么会“与魔鬼订立契约”，柯兰德在引述当年魏玛时期一位怀疑论者的看法之后接着指出：“由于德国社会和价值观因为混乱与战败而发生严重动荡，所以魏玛共和国特别易于受到能操控超自然思维去削弱理性主义和民主的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的影响。这段时期，没有哪个党派领导人能比希特勒更善于为政治目的而利用魔法。”（117页）不过，要说希特勒多么善于利用“魔法”，还不如说“时代”与“人民”出现了多么严重的问题。就如自由派记者鲁道夫·奥尔登在魏玛最后一次自由选举的前夕表示：“就连盲人都能看出在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从理性到非理性的巨大转变。”他认为在面对纳粹主义的崛起时，最“关键和无可辩驳”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的人民已经背弃了理性，公开宣称自己向往奇迹”（153-154页）。因此，最后只能说这是德国人在一战后无法改变的民族命运。
柯兰德在全书在“后记”中提出的警告是：就像一个世纪前的德国一样，超自然推论、神秘莫测的阴谋论等在今天已经与不开明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信念相关联，影响到国家选举、国内的社会政策以及战争与和平事务。“这个现象在全球都很明显，欧洲和美国的排外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另类右翼）团体的出现，莫不如是。第三帝国的历史，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帮助激发了这些新民粹和新法西斯运动，这些又反过来唤醒了人们对一个种族纯洁、没有移民的欧洲的幻想。”（553页）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超自然想象虽然无法像在一战后的德国那样盛行，但是反智主义和政治短视的联手看来也足以让“时代”与“人民”再一次“与魔鬼订立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