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社会史革命以来，全球史的兴起成为历史学科中最显著的发展之一。这一重大转变，是对19世纪以来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书写的惯常逻辑的挑战。150多年来，历史写作与教学大多关注国别史或区域史。长久以来，我们见到法国史、中国史、阿根廷史方面的专家，也有擅长钻研诸如南亚、东欧、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历史的学者。然而，只有少数学者可以将这些区域联结起来。换而言之，鲜有学术机构鼓励全球性思考。
从19世纪开始，学术培养的目标是造就以某一特定国家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专家，例如研究意大利、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者。历史研究者们组织协会进行国别史研究，在期刊杂志上发表国别史论文，获得特定国别史的教职。固然，国界线无法为所有研究者的眼界划定界限，例如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学者研究的时代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思想史和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一直关注跨越边界的历史现象。但在近代史研究中，民族国家的界限赫然在目，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加突出。这一框架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历史学作为一门诞生于19世纪的学科，不仅在时间上与民族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且在意识形态和创立的基础上也是如此。政治人物和意识形态宣传者创建民族国家之时，需要一个有用的，也即民族的历史，很多史学家也很乐于承奉此意。
毋庸置疑，以区域或民族国家为界限而写作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在世界不少地方，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关注使历史研究上升成为一门专业，调动资金在中小学和大学展开历史教育，在学者中间建立各种思想共同体，吸引广大受众。在最好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史有助于塑造民族共同体，公民可以诉诸其共享的历史向国家发出吁求，伸张新的权利或反对殖民列强。在最坏的情况下，它造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似乎为排斥、驱逐甚至灭绝那些被认为处于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人提供了正当理由。
民族国家史和区域史研究成就斐然，雄踞史学领域的霸主地位，但也不乏短处。史家特别注重民族国家内部的联系与发展进程，却时常忽略跨边界的发展。这种受限的眼界对历史解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工业革命为例，大量著作关注18、19世纪的英国经济，似乎单纯地从国家的视角就可以书写工业革命史，似乎只要提到兰开夏郡的工匠、利物浦的商人和伦敦的政治家，就是一部完整的工业革命史。也有几乎同样多的著述完全视工业化的开端是一个西欧的现象。这样的历史书写忽略了发生在英国或欧洲边界之外的大量重要事实：来自印度的技术的重要性、非洲市场的开放、美洲奴隶生产的商品等等。
这一例证也指向了现代史学史中经常存在的另一个局限——极其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西方历史的发展常被某些人认为是人类共同的准则。这让很多史家无法理解世界某地呈现出来的进程如何嵌入其他地方的发展。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工问题为例。一直以来，欧洲和美国数以万计的历史学家将雇佣劳动视作典型的现代形式，认为城镇工厂就是那种劳动所发生的场所，然后将其视作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他们所撰写的劳工史描绘了从受奴役的农业劳动到雇佣劳动的转变，进而描述这种劳资关系的定型。这一故事常被描述成普遍准则，3因而人们认为欧洲历史预示着世界其他地方的未来。 可是，对地方状况非常敏感的全球视野立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形式有非常大的差异——从奴隶制到雇佣制，从农民生产到贩夫行商,因而要从根本上修正这个讲述了多年的所谓“普世”的故事。
全球史因而可以脱离单纯民族的或区域的聚焦和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这一脱离并不是因为全球史试图边缘化民族国家的历史重要性或者近代历史中的西方主导时期。正相反，对民族国家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很多全球史研究的核心课题，对西方霸权的研究也是如此。这一脱离是因为全球史看到，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这类框架之中，就无法最好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宽阔地带。它也看到，全球视角可以把内容更为丰富的主题纳入我们的视野。例如，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看作跨越国界的思想意识，就会认识到，个别国家的历史经验是诸多更为广阔的相互联系模式中的一部分。关于天主教会、标准石油公司等跨国机构以及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的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全球权力体系与地方权力体系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新洞见。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史的替代研究路径突出了那些陷于此类权力体系最底层之人的能动性。
整体而言，全球史已经开始挑战欧洲中心论时期产生的（以及因欧洲中心论而产生的）“普遍认知”。例如启蒙运动史，这一运动曾经被视作独特的欧洲事件，从新的全球视野看来，它只是一个更具全球性、多样性模式的一部分。一些学者表明，18世纪中国的考证学与当时欧洲的思想运动有诸多共通之处。其他学者指出，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启蒙”概念有着相当不同的属性，因而有必要比较欧洲的启蒙运动与其他地区发生的类似运动，并且阐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同理，人们不再认为全球人权话语是欧洲的出口物，而将其视作多向性的，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之间发生迁移，例如海地的奴隶移用了法国大革命的种种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又推动了它们的全球化。全球史的其他分支也开始重新思考19世纪的全球移民，挑战跨大西洋移民具有异乎寻常之规模的神话，显示出相似规模的移民活动在同一时期也出现在东亚、东南亚地区。
除了其修正史学特征，全球史亦是关联史（connected history）与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全球史探求人类社会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作为一个互动的共同体而发展的。全球史考察那些跨越现代国家、区域和大陆边界的进程、网络、身份和事件，寻求对过去加以概念化的各种替换模式。全球史关心流动（circulation），因而注重发掘人群、观念、潮流和商品跨越边界的联系。它也关注人类共有的各类转型（从技术创新到政治思想）与权力分配变革，这些变革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全球史并不必然假设这些转型与变革使世界更具同质化或更加公平正义，因而它特别关注地方社区受全球变革影响相当独特的方式，以及地方性变革如何改变全球联系。
研究全球转型的同时也关注地方细节，两者兼而有之，这呈现了全球史的比较与联结的视角。这是大多数全球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种族主义史是一个有益的例子。世界上有很多种族主义的例子，对这些种族主义进行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其中每一种类型。真正的全球史也考虑到各类种族主义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关于差异的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全球传播确实对各地每一类种族主义都有强大的影响，也因为每一类地方的种族主义可以影响全球的观念与意识形态那样。
运用全球史批判地重新思考某个社会或世界区域的历史，这样做并不抹杀差异化。在纷繁多样的人类社会中，差异一直存在着。事实上，全球史认为这些差异可以被置入一个框架之中，用以展现共性与个性、同一与分殊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全球史可以让史家进行更为完善的比较，让史家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同时保持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即其给予地方特性如此多关注的能力。
借由关联和比较世界相距遥远的各个部分的发展历程，全球史也更多地强调那些更为持久绵长的历史模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向时常强调历史的不确定性与“认知”的不可能性，全球史则让史家的注意力转向因果论断，时常是把环境变迁、人口发展、国家形成中的暴力与经济变革的重要性等因素联系起来。
这并非说全球史回归目的论的决定论（teleological determinism），后者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很多社会科学的框架，那时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学术界正流行。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学者的观点不同，今日的全球史家通常并不认为所有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趋于雷同。他们更愿意发现地方特性和区域特色。全球史与地方史的根本差异在于，全球史在试图理解地方的同时，又不忘关注地方的全球纠葛（global entanglement）。它既不受益于那些将全球现象概念化为去地方化的普遍现象之路径，也不受益于那些只知深挖地方而不顾全球的认识论传统。全球史探寻全球与地方之间复杂而令人着迷的交织扭结方式，在这些交织关系中发现全球与地方共同的构成要素。
全球史注重跨越边界的联系，同时参与空间转向，因此它并不认为国家或区域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天然范围。它批评欧洲中心论，倾向于一种关系史——认为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相互影响，而不是认为影响是单向的。本书聚焦的就是这种历史学——它的方法、主题与辩论。本书将表明，全球史本身是一项全球事业，它旨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历史知识的生产嵌入新的全球学者共同体之中。
当然，史学家会第一个指出，任何事物都有其先例，因此跨越边界的历史也有其独特的发展史。本书将对那段悠久的历史提供一些洞见。在古代希腊、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一些学者已力图书写所知世界的历史。18世纪，康德主张带着一种世界主义的意向书写历史，20世纪初，康有为也有类似的世界大同理想。这样的观念时不时地涌现出来。这类作品大多采取一种文明路径，将作者所处的文化定义为标准形态，将外围区域的文化定义为“他者”。特别是19世纪，史学家通常把人类分割为很多的民族与文明，然而这种做法阻碍了人们以其他的方式认识人类历史。
相信文明以及民族国家是人类秩序基本的，几乎是天然的单元这一信念，也塑造了世界史领域。显然，世界史曾处在民族国家史的阴影之中，不过，它已在19世纪及之后获得了重要位置。很多知名历史学家，包括常被视作学院派史学创立者的利奥波德·冯·兰克，都进行了世界史的思考。但是，他与其他学者一样，更偏好以单一文化、单一民族国家作为其历史书写的准原生单元（quasiautochthonous units），对文化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交织、迁移和联系没有多少兴趣。
本质上说，世界史常被理解为欧洲的成功崛起，如同其借助自身的文明力量而发展。因此，世界史领域很多作品把眼界局限在欧洲史，或许添加几章，简略地介绍中国、印度、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历史。世界历史的主要时代由欧洲发生的变革来定义：希腊哲学的出现、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等等。很多非西方作者接受这种人类历史进程解释的基本观点。或许不那么令人惊讶的是，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也基于这些以欧洲为中心的叙事。
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全球很多地方，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发生了变化。在印度和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在看待我们星球的历史时，借助一些不是唯独源自欧洲历史经验的范畴与概念。在美国，世界史学家变得远比以前更为批判欧洲中心论视角。然而，尽管有这些新情况，世界史仍保留了很多早期特征。作为一个教学领域，世界史在某个历史系通常被某个人所代表，他/她应当讲授西方以外的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世界史长久以来的关注点似乎是编写内容涉及大跨度时空的教科书。
相比之下，今天全球史出版物的数量急遽增加，它们的特征与范围也发生了变化。今日的全球史领域中的学术研究主要由专门研究构成，它们讨论单一主题，几乎总是聚焦比整个人类史短很多的边界清晰的时段。这些出版物的研究范围一般并未覆盖整个世界意义上的“全球”。它们通常选择与某个特定问题相关的几个地区，带有适当的地方敏锐性。全球史转变为一个研究领域，这表明全球史的时代已经来临。
我们先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向。一些原因适用于世界的各大区域，其他原因则是特定地区所独有的。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惊讶，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正如历史学家都知道的，任何地方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视角经历当代事件。第一波更具全球视野的历史研究浪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在那十年里，人们广泛地讨论全球化，世界似乎骤然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毫不令人惊讶，这一话题也影响了史学家，他们于是提出全球化本身有其历史，这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之前，以此来塑造关于全球化的对话。但是这是以独特的方式发生的，例如在全球北方的部分地区，解释民族国家为什么会出现不稳定情况的需要，使得历史学家持续关注关于全球联结的更长时段的历史。
全球挑战也促使人们接受全球史。纵观全球，环境问题促使人们通过愈发全球的视角来思考，例如，气候变迁就影响着作为整体的地球和人类。而且，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刻，昨日的全球情形已不再。那种认为民族国家行将穷途末路的预言很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人类活动载体的民族国家权力正在发生转移。人群、商品和观念跨越国家边界更加便利，国家控制这些流动的权力却在减弱。事实上，我们正亲眼见证，经济财富和政治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分配。我们并非正在前往一个财富与权力平等分配的世界，但是我们正走向一个不再以北大西洋圈为中心的世界。所有这些发展使以欧洲为中心的种种看法显得日益问题突出，因此有必要通过将新的地区融入来重新诠释人类历史的大规模叙事。
而且，历史学家自身也开始在更为国际化的共同体中流动。当然，即使远隔重洋，以前的历史学家们也可以阅读彼此的作品，但随着低价航空旅行与新通讯方式的出现，国际交往与联系变得更为容易和频繁。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史学家切身感受到世界是互通互联的，而联系与比较也日益成为其学术研究的特点。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历史研究本身的逻辑。一旦历史学家开始寻找跨越巨大地理空间的联结关系，他们就会不断地发现它们。例如在美国，一旦学者们不再仅将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视作美国的史前史，他们就会比以往更清晰地意识到，北美历史的每一个方面都与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发展有联系。北美所有主要的制度都有必要与其他殖民社会的制度进行比较；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如今再次与世界联系起来了，它影响着更大的全球变迁，反过来也受到这些变迁的影响，而在这种双向影响中，存在着多条不同的道路与多种可能性。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著作之中。
